贞观九年二月十三日，大唐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朝廷会议上，以房玄龄和杜如晦为首的数十位文臣联名向李二陛下递上了一份奏章，李二陛下打开奏章一看，有些吃惊，因为这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关于朝官要求修改贞观律的内容。[]
奏折中指出伴随着和北方部族的通商行动，大唐国内商务蓬勃发展，从事商业者日渐增多，对于这种情况，大臣们都感到非常的重视，因为根据魏征提出的一份报告上显示，近三年来，大唐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下降了一成，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上涨了三成，这三成里面不仅仅包括了离开田地的那一成劳动力，更包括了原先不具备劳动力的一批人。
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也没有足够的身体条件从军，一些身体上有缺陷或者是先天疾病的某些人就开始从事被他们视为空手套白狼的商业贸易，虽然商业活动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贱业，但是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商业活动的确赚钱很快，也因此，近三年来，大唐民间百姓资产大大提升。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却一定会随着商业的日渐繁荣而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为国之根本，没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国家的粮食产量提不上去，光有钱也没什么用，人活下去最需要的是粮食，是食物，如果出现粮食危机，再有些奸商囤积居奇。导致粮食价格大涨，就会引发民间动荡。
奏章还指出，近来由于七王出海的事情引发的十万民众出海大潮，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朝廷务必要给予重视，应当立刻派遣官员到达各个重要的粮食产地，明察暗访相关产地的粮食产量和劳动人口的变化，看看是否有家庭违反了朝廷法令，不顾家中农业生产而一味的出海经商。
对于此种状况，朝臣深感忧虑。他们一致认为钱多了是好事。但是不能因此荒废了粮食生产，大唐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量人口出海经商。还绝大部分都是青壮。这种情况不能不警惕。古人为何要重农抑商，就是因为商业活动太过发展了就会和农业争夺劳动力，最后导致粮食危机。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正是因为如此，商鞅才会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打压巨商大商，使得商人不再具备操控物价的权力，不过大唐对于商业的管制太过松懈，以至于商业行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全部都是民间自己管理，这样固然不错，但是一旦发生了商业犯罪事件，又当如何？
每当饥荒之年，无论朝廷是否禁止，总是有那么些富商大贾把粮食这一生命商品给圈起来坐地起价，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等粮食危机平缓了物价恢复正常了，那一部分得到的财富就会成为他们的财富，这等不义之财一旦泛滥，这等不义之举一旦泛滥，对于整个大唐而言都是致命性的。
所以朝臣们一致提出在重写贞观律的同时，要对全国上下所有商家进行彻查，尤其是一些闻名遐迩的大商贾，比如三原县侯苏宁名下的家族资产，还有西突厥商队这一巨大商业团体的资产，以及薛延陀商团，西域商团和吐蕃商团等等，这些巨大的商业团体的资产和生意都要进行彻查！
一开始李二陛下多少有些吃惊，不过随即他就意识到，西突厥商团和薛延陀商团这一个军方商团一个民间商团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除了西域商团和吐蕃商团在政治上的用处非常大以外，西突厥商团和薛延陀商团都已经建立了好几年了，西突厥已经被差不多榨干了，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食物危机，没有多少时候就要被大唐吞并了，西突厥一倒，薛延陀和西域迟早是囊中之物。
这些商团存在的意义最早就是用来榨干这些部族的财富，使得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对抗大唐的财富和粮食，现在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却因为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的进入使得原本更具备政治意义的行动变得更加纯粹的商业化，当初苏宁的担忧正在逐步地成为现实。
这几个季度的税收账本李二陛下已经查看过了，很明显，农业税的数量依然最多，但是所占比率已经开始下降，而商业税的数量虽然排在后面，可是比率却是连年上涨，解释就是商业发展的势头很快，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发展，近些年来农业生产的数值虽然不断上涨，让李二陛下的嘴都笑得合不拢，可是很明显，商业发展的势头更猛！
贞观八年的商业税数目是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李二陛下又联想到了自己内库里面那些已经多到了用不完的钱，有些明悟了，用商业的力量对付那些外族果然是双刃剑，苏宁的担忧是非常合理的，不论如何，对于商业的发展势头，都不能熟视无睹，李二陛下决定顺应臣子们的意见，做点什么！
“所以，当初你说担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把你准备的招数拿出来吧，我要用！”李二陛下把几十位臣子联名的上表给苏宁丢了过去，让苏宁自己看，苏宁拿起文件仔细地看了看，觉得说得很对，魏征很好的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并且推动了全朝堂一些很有远见的大臣们的思想一致，对于商业发展的事情不再袖手旁观。
看完了奏表，苏宁很平静的说道：“当初臣使用这些计策的时候，就和陛下说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无论用的好用不好，都有伤到自己的可能性，甚至死于自己的武器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初陛下不太明白臣为何如此忧虑，现在应该明白了，用这个手段对付外族，却不可避免都会影响到大唐本身。”
李二陛下不耐烦的说道：“我叫你来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是要你把准备好的计策拿出来，是时候派上用场了，你可千万别说你这三年来一点儿准备都没有，那要是出了事情我就把你砍了头以谢天下！”
苏宁大为震惊：“陛下，臣何错之有？”
李二陛下白眼一翻：“未能为君分忧，要你何用？”
苏宁顿时就郁闷了。这个自恋狂还真是会给自己找理由脱身啊。要不是自己早有准备还真的不好对付他，不过还好，早就知道了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的本性，所以对此早有预料。苏宁笑眯眯的把奏表拿起来。递回给李二陛下。笑道：“陛下，臣准备的应对之策就在其中啊！”
李二陛下皱着眉头顿了一会儿，试探着问道：“重写贞观律就是你的对策？”
苏宁点头：“正是如此！”
李二陛下疑惑道：“这是一件牵扯到整个大唐的大事情。仅仅是修改贞观律，把一些条款加进去，就能做到扭转局面的程度？大唐的局势正在蒸蒸日上，此时使用严刑峻法，恐怕有些不好吧？”
苏宁说道：“昔年诸葛亮治蜀，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上表刘备召集刘巴李严等五人共同制定《蜀科》，《蜀科》乃严刑峻法之典范，但是实行之后，虽然严苛，却得到了蜀民的拥护，从而使《蜀科》成为蜀中法律之基础，蜀中万民安定，才让诸葛亮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南征孟获，北伐强魏，诸葛亮用兵不算太过高明，但是治理国家却是一把好手。
他所秉持的观点，就是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休养生息，积攒国力，以备决战匈奴，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随着朝廷统治稳固，时日渐久，从乱世过渡到弛世，黄老之学已经难以满足汉朝廷治理天下的需求，以至于导致豪强遍地横行，万民苦不堪言，官府不敢管制的地步。
前秦之覆辙导致后世都认为以严刑峻法治理人民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儒家尚且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说，本身就在言明律法之重要性，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国内矛盾很小，基本没有大型叛乱事件和汉民造乱，原因就在于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法制措施，将礼和法完美糅合，采用前秦之严法，也有儒家之宽容，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蜀地遂安。
而如今大唐也渐渐远离乱世，粮食产量逐年增高，财货数量也日渐增多，万民已经渐渐脱离了前隋之乱带来的恐惧，开始正常生活，而这生活一开始，就难免会激发各种矛盾事件，大唐如今的情况就可以视作汉文帝即位之后，黄老之说继续大行其道，无为而治占据主流意识。
随后也就可以想见，而且大唐和大汉不一样，大汉作乱的是地方豪强，大唐作乱的会是富商大贾，大汉的地方豪强以权势和武力作乱，大唐的富商大贾将以钱财作乱，这倒也并不意味着是绝对的，但是等到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大唐国内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会发生大的动乱。
所以臣才会如此担忧，商人有钱，没有权，但是他们就不能以钱货贿赂官员取得权力？陛下可以在长安遍地撒网，使御史掌控一切，但是大唐各地需要多少御史才能填满？一个御史当真可以阻止一切贪污之事的发生？诸葛亮可有遍地撒出御史以监察各地官员？
没有，都没有，因为臣认为，绝对的杜绝贪腐之事是不太可能的，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凡事过了，就不好了，但是将贪腐之事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却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能够做到的，只有法！”
李二陛下深思良久，微微点头：“你说的有理，但是，如何立法？如何颁布实施，如何让所有官员都遵守此法律，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苏宁一度有些想要让李二陛下允许各地设立自发的民间组织，类似于咨议局之类的民主组织去监管的当地官员，让官员的权利受到限制，从而被震慑，可是想了想大唐以民告官不论是否胜诉首先有罪一说，就知道这一点肯定行不通，与其自找不痛快，还是慢慢来比较好，不要把这个**oss给吓坏了……
“这一点臣也无甚把握，但是臣知道的是，强力打压商务发展是愚蠢的做法，只能通过法律手段逐渐引导，究竟如何引导，前人没有给出答案，只能让后人慢慢摸索了。”苏宁老老实实地说道。
奏折中指出伴随着和北方部族的通商行动，大唐国内商务蓬勃发展，从事商业者日渐增多，对于这种情况，大臣们都感到非常的重视，因为根据魏征提出的一份报告上显示，近三年来，大唐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下降了一成，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上涨了三成，这三成里面不仅仅包括了离开田地的那一成劳动力，更包括了原先不具备劳动力的一批人。
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也没有足够的身体条件从军，一些身体上有缺陷或者是先天疾病的某些人就开始从事被他们视为空手套白狼的商业贸易，虽然商业活动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贱业，但是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商业活动的确赚钱很快，也因此，近三年来，大唐民间百姓资产大大提升。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却一定会随着商业的日渐繁荣而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为国之根本，没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国家的粮食产量提不上去，光有钱也没什么用，人活下去最需要的是粮食，是食物，如果出现粮食危机，再有些奸商囤积居奇。导致粮食价格大涨，就会引发民间动荡。
奏章还指出，近来由于七王出海的事情引发的十万民众出海大潮，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朝廷务必要给予重视，应当立刻派遣官员到达各个重要的粮食产地，明察暗访相关产地的粮食产量和劳动人口的变化，看看是否有家庭违反了朝廷法令，不顾家中农业生产而一味的出海经商。
对于此种状况，朝臣深感忧虑。他们一致认为钱多了是好事。但是不能因此荒废了粮食生产，大唐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量人口出海经商。还绝大部分都是青壮。这种情况不能不警惕。古人为何要重农抑商，就是因为商业活动太过发展了就会和农业争夺劳动力，最后导致粮食危机。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正是因为如此，商鞅才会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打压巨商大商，使得商人不再具备操控物价的权力，不过大唐对于商业的管制太过松懈，以至于商业行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全部都是民间自己管理，这样固然不错，但是一旦发生了商业犯罪事件，又当如何？
每当饥荒之年，无论朝廷是否禁止，总是有那么些富商大贾把粮食这一生命商品给圈起来坐地起价，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等粮食危机平缓了物价恢复正常了，那一部分得到的财富就会成为他们的财富，这等不义之财一旦泛滥，这等不义之举一旦泛滥，对于整个大唐而言都是致命性的。
所以朝臣们一致提出在重写贞观律的同时，要对全国上下所有商家进行彻查，尤其是一些闻名遐迩的大商贾，比如三原县侯苏宁名下的家族资产，还有西突厥商队这一巨大商业团体的资产，以及薛延陀商团，西域商团和吐蕃商团等等，这些巨大的商业团体的资产和生意都要进行彻查！
一开始李二陛下多少有些吃惊，不过随即他就意识到，西突厥商团和薛延陀商团这一个军方商团一个民间商团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除了西域商团和吐蕃商团在政治上的用处非常大以外，西突厥商团和薛延陀商团都已经建立了好几年了，西突厥已经被差不多榨干了，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食物危机，没有多少时候就要被大唐吞并了，西突厥一倒，薛延陀和西域迟早是囊中之物。
这些商团存在的意义最早就是用来榨干这些部族的财富，使得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对抗大唐的财富和粮食，现在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却因为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的进入使得原本更具备政治意义的行动变得更加纯粹的商业化，当初苏宁的担忧正在逐步地成为现实。
这几个季度的税收账本李二陛下已经查看过了，很明显，农业税的数量依然最多，但是所占比率已经开始下降，而商业税的数量虽然排在后面，可是比率却是连年上涨，解释就是商业发展的势头很快，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发展，近些年来农业生产的数值虽然不断上涨，让李二陛下的嘴都笑得合不拢，可是很明显，商业发展的势头更猛！
贞观八年的商业税数目是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李二陛下又联想到了自己内库里面那些已经多到了用不完的钱，有些明悟了，用商业的力量对付那些外族果然是双刃剑，苏宁的担忧是非常合理的，不论如何，对于商业的发展势头，都不能熟视无睹，李二陛下决定顺应臣子们的意见，做点什么！
“所以，当初你说担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把你准备的招数拿出来吧，我要用！”李二陛下把几十位臣子联名的上表给苏宁丢了过去，让苏宁自己看，苏宁拿起文件仔细地看了看，觉得说得很对，魏征很好的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并且推动了全朝堂一些很有远见的大臣们的思想一致，对于商业发展的事情不再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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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之覆辙导致后世都认为以严刑峻法治理人民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儒家尚且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说，本身就在言明律法之重要性，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国内矛盾很小，基本没有大型叛乱事件和汉民造乱，原因就在于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法制措施，将礼和法完美糅合，采用前秦之严法，也有儒家之宽容，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蜀地遂安。
而如今大唐也渐渐远离乱世，粮食产量逐年增高，财货数量也日渐增多，万民已经渐渐脱离了前隋之乱带来的恐惧，开始正常生活，而这生活一开始，就难免会激发各种矛盾事件，大唐如今的情况就可以视作汉文帝即位之后，黄老之说继续大行其道，无为而治占据主流意识。
随后也就可以想见，而且大唐和大汉不一样，大汉作乱的是地方豪强，大唐作乱的会是富商大贾，大汉的地方豪强以权势和武力作乱，大唐的富商大贾将以钱财作乱，这倒也并不意味着是绝对的，但是等到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大唐国内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会发生大的动乱。
所以臣才会如此担忧，商人有钱，没有权，但是他们就不能以钱货贿赂官员取得权力？陛下可以在长安遍地撒网，使御史掌控一切，但是大唐各地需要多少御史才能填满？一个御史当真可以阻止一切贪污之事的发生？诸葛亮可有遍地撒出御史以监察各地官员？
没有，都没有，因为臣认为，绝对的杜绝贪腐之事是不太可能的，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凡事过了，就不好了，但是将贪腐之事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却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能够做到的，只有法！”
李二陛下深思良久，微微点头：“你说的有理，但是，如何立法？如何颁布实施，如何让所有官员都遵守此法律，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苏宁一度有些想要让李二陛下允许各地设立自发的民间组织，类似于咨议局之类的民主组织去监管的当地官员，让官员的权利受到限制，从而被震慑，可是想了想大唐以民告官不论是否胜诉首先有罪一说，就知道这一点肯定行不通，与其自找不痛快，还是慢慢来比较好，不要把这个**oss给吓坏了……
“这一点臣也无甚把握，但是臣知道的是，强力打压商务发展是愚蠢的做法，只能通过法律手段逐渐引导，究竟如何引导，前人没有给出答案，只能让后人慢慢摸索了。”苏宁老老实实地说道。